当期荐读 2019年第6期 | 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馆发展的新思考

Photo by Birmingham Museums Trust on Unsplash.  

张斌1 ,2  李子林1
(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2.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2）

[摘要]

[目的/意义]深入探索档案馆在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发展路径，是档案界在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交融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积极回应。[研究设计/方法]通过分析数字人文与档案馆的关系脉络，厘清数字人文对我国档案馆职能定位、业务工作和人员发展的影响，从服务观念、工作体制、资源建设、业务内容、人员结构五个方面指明新时期我国档案馆的发展方向。[结论/发现]提出我国档案馆应树立用户细分的档案人文服务理念，确立“跨界合作式”档案馆数字人文项目开展机制，搭建以“档案文献”为核心的数字人文仓储，设计“贴合文化认知需求”的档案用户界面，培养或引进“数字人文型”档案馆馆员。[创新/价值]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档案馆与数字人文的本质关联，一定程度弥补图情档学科下档案领域参与数字人文理论、实践研究的缺位。

[关键词]

数字人文 档案馆 职能转变 创新发展

●1 引言●

数字人文，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至今有近70年的发展历史。1949年，意大利耶稣会修士罗伯托·布萨（Robert Posatha）神父尝试运用计算机技术为圣托马斯·阿奎那及相关作者的著作中的词汇制作一份词汇索引（Index Verborum）[1]，此后，计算机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关联合作更加密切。进入21世纪，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分析与挖掘等技术应用完善了“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的内涵与外延。美国学者Unsworth等于2004年在《数字人文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2]一书中首次提出“数字人文”概念。随后，该概念逐渐取代“人文计算”并成为计算机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展合作性研究的代名词。目前，数字人文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蓬勃发展阶段，截至2019年3月，全球已成立201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3]，涵盖人文基础研究、信息管理、数字媒体展示、数字档案保护等方面。

当前，数字人文学界并未对“数字人文”概念定义达成共识，国内外学者对该概念内涵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哥伦比亚大学Cohen等学者将“数字人文”定义为：“运用数字媒体和技术推进人文学科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发展，包括从学术资源创造到学术资源研究再到同行、师生对研究结果的交流与互动”[4]。数字人文的定义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而变化。Varner等学者认为，数字人文不仅是使用计算机进行量化分析的一种人文研究方法，它也愈发强调数字技术文化和环境中的人文研究，即将人文问题与数字技术与媒介研究结合起来，讨论复杂数字环境下人文知识生产、发展的状态和问题。数字人文可以视为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人文探究之间动态交流、沟通碰撞的结果[5]。

●2档案馆与数字人文关系的发展脉络●

数字人文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大致经历了人文学研究与计算技术、数字技术的交汇与碰撞、渗透与融合，在此背景下逐渐发展而来。因此，探寻数字人文与档案馆关系的发展脉络可将档案馆与人文研究的关系作为起点，向后逐渐转向为档案馆与数字人文研究关系的探索。

2.1

探索起点:档案馆与人文研究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西方话语中，档案馆（Archives）同博物馆（Museum）、图书馆（Library）、美术馆（Gallery）统称为“GLAM”文化遗产机构（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出于对政府及社会组织机构各类记录、特殊手稿和重要价值的文学、历史作品的保藏，使得档案馆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与档案工作者建立历史性伙伴关系的重要阵地。从远古时代到近代早期的法院，再到巴洛克时期的学院，直至19世纪晚期将教席与研究馆藏联系起来的大学，文献收藏和传播始终是人文知识生产的关键要素。在数据匮乏的古典时期、前现代及现代早期的管理体制中，知识的积累和看护是最重要的。基于这种知识保存和传承的需求，专业性的文献保存、管理机构应运而生，档案馆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保管机构之一。法国大革命之前，教会档案馆、法院档案馆、城市档案馆、家族档案馆、皇家档案馆等非国家档案馆由于所藏档案权属宗教团体、家族和机构，因而不具备对外服务功能，只有少数享受特权的研究者为了公务目的才可查询[6]。1970年世界上第一座国家档案馆——巴黎国家档案馆正式诞生，1794年6月《穑月七日档案法令》明确宣布公民有权利用档案馆的公共文件。至此，档案馆的大门向普通公众打开，丰富的馆藏面临着更为广泛的社会用户群体。档案馆收录并保存大量具有永久或长期文化、历史或证据价值的文献资料，该类文献资料与图书馆馆藏相比，通常属于未公开发表的文献孤本，更具有珍贵性与稀缺性特点。因此，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律师、电影人、人口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与社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作为档案馆的主要用户，立足档案馆馆藏资源开展各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活动[7]。

2.2

发展演进:档案馆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关系

传统人文学科始终保持着对文本研究的深厚兴趣。档案馆同博物馆、艺术馆、画廊等文化遗产机构收藏并管理着内容珍贵、类别丰富的文本文献，为人文学科研究者挖掘研究资料、探寻人文真知提供重要的资源。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人文与社会科学对其他媒介信息的捕获、操作和处理成为可能。Ramsay认为，“现如今，随着程序代码迷、数字艺术家、书呆子、超人主义者、博弈论者、自由文化倡导者、档案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教育工作者参与到数字人文的探索中，数字人文将涵盖从媒体研究到电子艺术，从数据挖掘到教育技术，从学术编辑到无政府主义博客领域的任何事物”[8]。数字人文的兴起对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思维方式带来质疑，推动传统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变化与创新。档案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的重要研究阵地，不可避免地迎接来自数字人文的冲击与挑战。档案馆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2.2.1 档案馆馆藏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关键资源数字人文与传统人文学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其所运用的材料都是数字资源，包括：数字化资源和原生数字资源两种类型。然而这两种数字资源通常来自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其他信息机构，这些机构为人文科学研究者从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中挖掘价值提供了巨大的机会[9]。Schmidt在论述档案对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性时提出：“过去的未经修改的文本使我们以旧的方式思考，因此，档案馆、图书馆馆藏等文本资料使我们的阅读与历史思维方式更加一致，区别于在数字环境下文本变化引发思维方式的改变”[10]。档案馆收藏保管的文献资料凭借其原始性、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的优势，成为数字人文研究所需文献中的优质资源。档案馆馆藏作为数字人文研究所需的高质量资料型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数字人文研究者从真实的历史背景出发，有利于保障项目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充分发挥档案在还原历史、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11]。例如，“法国大革命数字档案馆”数字人文项目，通过对法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中馆藏主题为1989年法国大革命的藏品（例如：美术品、印刷品、勋章、硬币等）进行数字化并建成图像数据库，为人文研究者提供多维度（艺术家、艺术风格、艺术主题、地点等）检索利用的路径支持。该数字人文项目在充分挖掘档案馆藏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帮助社会公众探索法国大革命思想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关联和冲突，探讨意识形态和公民信仰在其中的隐含作用[12]。2.2.2 档案馆业务活动是数字人文项目的重要工作环节数字人文项目的主要内容涉及：海量图像集的呈现与传播（GIS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历史文物3D建模、原生数字资料的搜集与管理、文本勘探与量化分析、虚拟实境等方面，这与数字环境下档案馆日渐丰富的业务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例如：纸质及模拟态档案的数字化、档案资源的分类与著录、档案元数据方案、可信数字仓储搭建、档案检索与利用可视化等等，都体现了数字人文研究与档案馆业务工作环节的重合。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Graduate Center）同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中心（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Center for History and New Media）合作发起的数字人文项目——美国“9·11”数字档案馆（The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项目于2002年正式启动面向社会各界人士收集、存储美国“9·11”事件相关的文本、图片、录音、影像等资料，借助众包（Crowd Sourcing）形式实现各类数字资源的收集、元数据录入与传播利用。该项目中文本资料的上载格式、元数据录入先后参考借鉴了档案馆馆藏数字档案格式标准、元数据方案（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艺术作品文化著录标准）、档案编码著录规则（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另外，数字档案馆成为数字环境下档案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传统档案资源而发展出的新服务形态，也成为档案相关数字人文项目开展的重要环节。威拉姆特大学档案馆（Willamette University Archives）与哈莉福特艺术博物馆（Hallie Ford of Art）合作的数字人文项目借助Pachyderm2.0、OSID（Open Service Interface Definition）插件等数字人文工具实现馆藏艺术档案资源的在线展览，帮助艺术历史研究者、艺术专业大学生、档案工作者搭建支持互操作的馆藏数字档案资源管理平台，充分发挥了档案资源的人文与艺术价值[13]。2.2.3 档案工作者是数字人文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

档案工作者不仅是档案馆业务活动的承担者，也是数字人文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可以为数字人文项目的顺利开展贡献独特力量。一方面，档案工作者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史学研究知识，为数字人文项目实施提供有效、全面、精准的档案文献参考与咨询服务，帮助数字人文学者充分利用现有档案文献深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在数字化环境下，档案工作者凭借其扎实的档案业务技能，与数字保存专家合作并致力于数字人文项目中数字文本内容和元数据的长期保存和有效获取工作。今天运营的数字人文项目所形成的成果将成为未来档案工作者存储、管护的重要数字对象。数字人文学者需要以长远、全面的眼光考量档案工作者的数据保存与管理能力。数字人文项目在立项申请阶段愈发强调制定数据管理和可持续维护计划的必要性，数字人文研究团队逐渐向档案工作者敞开大门，数字人文学者同档案工作者不仅围绕数字人文项目归档和长期保管展开项目合作和团队建设，还继续扩展到共同设计、制定数据管护计划以及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台湾地区数位人文典藏计划项目中，档案工作者从档案内容特点出发，编制中西历转换对照查询工具、苏州码转换器、THDL前后词缀分析工具、淡新档案诉讼关系图谱等资源库查询工具，帮助人文学者精准查询、发掘原始档案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提供多维、全面、关联度高的数字资源背景信息服务于人文研究[14]。

●3 数字人文对我国档案馆发展的影响●

尽管我国档案馆在机构性质、业务职能、运营模式等方面与西方档案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能忽视各类档案馆作为档案文献保管机构所具备的本质特征——保管和利用。我国《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属于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科学研究和各方面工作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其中，各级综合性档案馆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提供档案利用工作的核心基地。在此背景下，数字人文研究与项目实施的实际需求驱动着我国档案馆在职能定位、业务内容、人员发展方面作出积极回应与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数字人文研究强化档案馆文化与研究职能

数字人文研究的“人文”精神内核将潜在影响我国档案馆的职能定位，帮助其立足馆藏优势，充分发挥文化与研究职能。

第一，数字人文研究强化档案馆的文化职能。国务院2002年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我国首次明确将“档案馆”列入公共文化设施推进相关建设工作。2016年国家档案局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该纲要中指出“加强理念创新、手段创新…有效传播优秀档案文化，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繁荣文艺创作，大力发展新闻出版、档案等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文化职能。然而，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多数地区的综合性档案馆面临着文化性不高，馆藏内容、结构不合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问题[15]。数字人文研究为档案馆文化职能的强化提供了有效途径。一方面，数字人文学者借助计算机、数字技术实现对档案馆藏信息的分析与建模，向公众展示阅读、观看、导航、查询档案信息等认知过程，创造文化资料的参与式环境，帮助公众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参与档案文化的认识、传播与创造。另一方面，在数字人文研究项目搭建的网络数字空间下，涉及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建筑学、艺术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档案资源与现实物理空间建立关联，技术系统与档案数据的生动结合使得自然、社会和文化世界相互渗透，使得档案馆可以面向更广泛的受众，引导并帮助公众实现更丰富的文化生活。

第二，数字人文项目凸显档案馆的研究职能。档案馆既是保存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基地，又是保存社会记忆和储备知识的文献机构，为完成好这一使命需要从宏观与微观方面对馆藏档案资源进行研究[16]，这直接奠定了档案馆的研究职能。Cook认为，“档案馆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它们行政职能和研究职能是否可以同样履行。前者是由当局行政管理人员运用和评价，后者则由学术界的人们运用和评价”[17]。当前，我国各级各类综合档案馆通过开展档案馆馆藏资源内容研究、档案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业务实践研究三大方面，以此履行自身的研究职能。数字人文项目的实施推动了档案馆研究职能的拓展与深化。一方面，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展以档案馆馆藏为基础资源，在对档案文献进行分析、编辑和建模的过程中，面临着馆藏资源来源、结构、内容识别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档案工作者为其提供全面、专业的背景信息支持；另一方面，数字人文项目实施的跨媒体性、跨平台性、动态交互性为数字档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带来挑战，在实施及成果展示方面涉及的数字化档案、原生数字档案著录、存储、关联标引等问题，成为数字时代档案馆研究与探索的新主题，推动其研究职能的履行与兑现。

3.2

数字人文研究变革档案馆业务活动的内容

数字人文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档案馆传统业务活动的变革，促使传统档案管理工作在内容、深度、形式上的反思和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数字人文项目促使档案鉴定工作的重新思考。档案鉴定工作是档案馆业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工作环境下，档案工作者从文件对生成机构的重要性和学术相关性等角度，对文件是否具有永久保存价值展开鉴定理论与实践研究。伴随着数字人文项目深入发展，海量原生数字资源的产生、收集、长期保管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原生数字资源鉴定工作既需要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专家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同时，也需要档案工作者从档案保管角度提出参考建议，帮助数字人文学者从海量原生数字资源中明确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内容信息。但是，档案工作者如何对由成千上万个数字对象组成的数据集进行鉴定，并从中抽取最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需归档管理的数字资源，以满足后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与利用需求，并非短期内可以妥善解决的易事[18]。传统档案内容鉴定理论、后保管时代的宏观职能鉴定理论在原生数字资源鉴定中的适用性有待探索和检验。立足数字技术环境，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求的原生数字档案鉴定工作成为档案馆业务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环节。

第二，数字人文项目驱动数字档案管理工作的深度开展。传统人文研究主要以围绕档案文献的形式展开，然而，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成果更多的以数字化档案、原生数字档案的形式展现。为了积极适应数字环境下人文研究的发展变化，档案馆传统业务工作的内容与重心出现转移，由纸质环境下档案物理保管到计算机环境下档案数字化管理，再到数字环境下的数字档案管理。因此，数字档案管理工作的深度开展成为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馆业务转变的重点任务，具体内容包括：①制定原生数字文件档案化管理的方案与相关标准，保证数字人文项目中原生数字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以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可追溯、可查证的研究资料，提升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质量。②搭建服务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定主题的数字人文仓储，基于研究对象的知识本体实现相关数字对象的采集、加工、组织和保存，并为对应用户群体提供集成化、专业化、精确化、智能化、互动性数字信息服务[19]，夯实数字人文项目的信息资源基础。③设计、开发档案工作者与数字人文学者共同的、可互操作的数字工具。开源社区驱动式数字资源开发工具是档案工作者、数字人文学者、档案馆馆藏捐赠者三大主体合作的交汇点，通过开发SEASR、Bamboo等数字平台，为人文学者提供共享数字研究材料的虚拟工作环境，将档案馆馆藏原生数字档案资源开放，并通过数据挖掘、可视化和GIS技术实现对原生数字档案资源的分析与挖掘。

第三，数字人文项目推动档案用户界面的设计升级。近年来，档案与文化藏品的数字界面已经成为公众访问、获取社会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与手段，该类数字界面设计也成为交互设计专业领域的发展方向之一。尽管档案馆长期以来以静态化、权威性文献机构的形象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需要承认数字档案和文化藏品是动态化的事物。档案编目、著录和数字化是耗时长、成本高的过程，同时，档案存在格式的多样化和不兼容性使得档案馆面临巨大的数字藏品分享压力[20]。因此，档案馆馆藏资源的全面性与人文研究机构数字档案资源需求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此矛盾，Schofield、Kirk等学者提出引入“档案活化”（Archival Liveness）概念指导档案用户界面设计工作[21]。“档案活化”实质上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档案建构方法，通过在档案架构中搭建大量的应用场景，打破档案藏品与用户群之间的界限[22]。在此概念的指导下，档案用户界面的设计与升级成为档案馆业务活动的拓展领域。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数字档案馆项目，试图借助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等数字化工具技术搭建档案用户界面，创新档案在时间、空间维度的存储形式，冲破传统社会权力运作对档案组织、编目、呈现、利用的影响，创造以澳大利亚原住民社群为核心对象的知识共享模式[23]。

3.3

数字人文研究促进档案馆人力资源的优化

数字人文研究也为我国档案馆人力资源优化指明方向，档案馆逐渐着手从馆员结构、档案工作者业务技能的角度出发对数字人文做出积极回应，具体如下。

第一，数字人文研究推动档案馆人员结构调整。随着档案相关数字人文项目的蓬勃开展，数字人文领域与档案领域逐渐突破各自的疆域，交流合作愈发密切。档案馆逐渐意识到自身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积极寻求与数字人文领域合作的机会，搭建互联互通的协作平台。在此背景下，档案馆人员结构需要顺应数字人文研究发展要求进行相应调整和更新，具备数字人文专业知识的人员成为公共档案馆计划吸纳、培养的关键人才。由于图书馆领域与数字人文领域的合作更为成熟、紧密，此类人员吸纳的影响在图书馆领域体现更为显著。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曾两次公开面向社会招聘数字人文学科馆员，并从专业技能、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和科研能力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旨在招募能够使用可视化、文本分析工具，具备著作权、知识产权和网络资源出版、授权等方面的知识，拥有丰富的数字存储及数字仓储建设经验的数字人文学科馆员[24]。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图书馆组建了专业的图书馆员队伍，旨在服务于学校人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面向全校师生提供数据描述、监管、检索和保存等方面的技术咨询[25]。鉴于此，档案馆在数字人文研究推动下将逐步实现人员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第二，数字人文项目促使档案工作者业务技能提升。数字人文项目开展并非某研究机构的一家之事，而是多方主体协同、合作的系统性工程。我国档案馆在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过程中，需要档案工作者提供专业技能支持。数字人文项目涉及历史与社会记忆数据库、家谱知识库、地契档案库、在线音视频档案库等方面，这类以档案资源为基本材料的数据库建设需要档案工作者不断从以下方面提升自身业务技能：①数字档案资源管理标准的制定，例如：原生数字文献资源的编码规则、元数据方案、文本挖掘与数据关联标准等；②档案数字化分析工具的设计开发，例如：基于语义分析的历史档案管理工具、基于OpenRefine、Gephi的档案数据分析挖掘工具、基于CiteSpace以及VR（Virtual Reality）技术的档案数据可视化平台等；③档案开发利用相关法律规范研究，数字人文研究中涉及的档案数字出版、知识产权与著作权保护、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的开放与获取的法律法规等。在数字人文项目驱动下，档案工作者借助在职培训、自主学习、学历教育等方式实现业务技能的补充与提升，更好地服务于数字人文研究。

●4 数字人文背景下我国档案馆发展方向的思考●

数字人文理论研究与实践项目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档案馆的职能定位、业务活动和人员配置。新时期，我国以综合性档案馆为首的档案馆应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利用数字人文理念、技术逐渐转型。既不能固步自封、墨守陈规，也不能盲目打着信息技术、数字人文的大旗，丢失了档案工作的核心与精髓。应该处理好档案工作“变”与“不变”的关系，在遵循档案发展规律，应用各项技术、工具服务于档案工作的同时，适时、适当、适度转变档案管理方式、工作理念、服务内容与形式，实现数字人文理念下档案馆的新发展。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4.1

观念层:树立“用户细分”的档案馆人文服务理念

我国长期以来施行“档案局馆合一”的管理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综合性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发挥，档案馆通常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档案服务社会化发展障碍重重，直接导致公众档案利用率较低。2018年，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各省、市级档案局纷纷推进“档案馆摘牌”工作，档案局馆分离为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属性发挥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数字人文时代，互联网、数字技术打破了档案馆等文献机构知识“疆域化”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档案文献经过精细的整理、分类与加工，以数字图像、音视频、文化创意产品等形式走入公众视野。档案不再仅是一份凭证，更成为人们日常学习、开展研究活动等的最佳素材。例如，截至2018年3月，台湾地区数字人文项目代表——台湾大学数位典藏计划成果网站已拥有超过2559万次点击率[26]。数字人文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档案载体形态与开发利用方式的变更，更重要的是深化了档案的社会与人文研究价值，提升了公众的档案文化意识。因此，档案馆要树立“用户细分”的人文服务观念，立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人文视角建设档案资源体系，丰富档案服务内容，创新档案服务方式。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馆（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项目为例，该档案馆对馆藏外交档案进行精细化颗粒度标引，立足学科体系对档案主题和摘要进行著录，搭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者专用的档案智库。尽管该档案库与“历史避难所”（History Vault）数据库收录的档案资源大部分内容一致，但是前者旨在为人文研究者提供学科专业度高的档案知识服务，后者旨在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普及性的档案查阅、浏览服务。

4.2

机制层:确立“跨界合作式”档案馆数字人文项目开展机制

在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等均属于“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范畴，是社会公众参与文化生活，享受文化产品，提升文化水平的重要场所。当前，我国数字人文项目实施的主力军为图书馆、博物馆部门。2018年5月，上海市博物馆主导，万达信息股份公司承接的“董其昌数字人文”专题项目正式通过验收。作为国内博物馆在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一次开拓性实验，该项目以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为本体展开数字化研究和展现，依托馆藏中与董其昌相关的画作、器物等藏品，搭建藏品基本数据与研究数据复合平台，借助关联和量化分析技术以可视化方式呈现与董其昌相关的时、地、人、事，为书画研究和品鉴爱好者、历史研究者提供全面、生动、特色的文化资源。我国各级综合性档案馆作为历史文书、专题文献的重要收藏和保管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学习并参考图书馆、博物馆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实施经验，以跨界合作的方式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服务公司、信息技术公司等主体共同开展基于特定主题的数字人文项目。确立“跨界合作式”档案馆数字人文项目开展机制，为档案馆开展数字人文研究保驾护航，推动档案馆馆藏资源优势与合作参与方技术、人力、专业知识优势的整合。

4.3

资源层:搭建以“档案文献”为核心的数字人文仓储

数字人文仓储是我国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深入推进的重要方向，可以有效缓解以文化信息资源库为核心的信息服务模式存在的信息量少、信息关联度不足、与用户群体互动频度低等劣势，提升我国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质量。以档案资源为核心的数字人文仓储模型主要包括：人文实体界定、领域本体建模、人文实体数字化采集与归档、跨库信息资源搜集和导入、多源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和存储、多维聚合服务等模块[27]。首先，需要明确数字人文仓储是面向主题展开资源组织与服务的，这是其区别于档案馆档案资源存储库、数字档案馆的关键所在。作为主题对象的人文实体类型多样，可以是特定的学科、古籍、历史人物、绘画、音乐、戏剧等，例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敦煌学数字仓储”“唐卡数字仓储”等。其次，档案馆在相关技术人员的支持下对馆藏档案资源进行组织、分类，实现人文领域的本体建模。在人文领域本体建模完成后，参照本体模型对馆藏数字档案资源进行采集、标识并存入数字仓储系统中。最后，借助开放文献元数据收割协议OAI-PMH、文化遗产语义元数据模型CIDOCCRM等实现与图书馆、博物馆关于某一人文主题资源的聚合，并面向特定用户群体提供主题信息服务。档案馆搭建以档案资源为核心的数字人文仓储，有利于实现馆藏档案资源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深度关联，提高特定主题的专业化档案信息服务质量，满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类目标用户群体深层次的服务需求，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源型支持。

4.4

业务层:设计“贴合文化认知需求”的档案用户界面

档案文献用户界面作为连接档案馆馆藏资源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键桥梁，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数字人文理念指导下的档案文献用户界面具有专业性、社交性和技术性的特点，可以根据用户对交互模式、指令解读、个人兴趣、文化与语言差异的不同偏好对档案文献资源进行重构组织。这种档案文献资源的动态、多维重构突破了档案馆长久以来以静态形式建构档案信息组织和导航的局限，改变了档案用户只能浏览海量档案资源，却不能改变嵌套在系统内支配知识存储、使用和呈现的本体论的现状。例如，与其将土著人群对宇宙的信仰生搬硬套进史隆数字化巡天（Sloan Digital Sky Survey）项目绘制的宇宙天图内，是否可以设想在数字环境下运用其他方案将天图按照土著人群的信仰体系进行重新的建构与绘制[28]。这些数字交互界面和功能并非会真正“改变”天空，而是从不同的认知维度帮助不同的社会群体了解、获取适合自身文化认知能力和需求的信息与知识。鉴于此，我国综合性档案馆在设计档案文献用户界面时，应深刻认识到社会公众的文化认知能力、知识需求、参与互动在其中的重要性，立足多样化的认知层次、需求模型和参与形式，运用多维列类和文本挖掘技术揭示馆藏文献所处的多重脉络，不同脉络的呈现满足不同用户的认知特点和信息需求。通过用户界面向社会公众呈现多维的档案文献资源组织、架构体系，推动档案资源利用的“去殖民化”。

4.5

人员层:培养或引进“数字人文型”的档案馆馆员

在我国，档案馆是近年来数字人文领域不断拓展、延伸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继公共图书馆之后，数字人文项目开展的又一重要阵地。数字人文背景下，我国综合性档案馆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于缺乏具备数字人文专业知识的工作者。传统环境下，综合性档案馆的人员结构较为单一，以档案专业背景的档案工作者为主，辅助以历史学专业、计算机专业的相关工作人员。数字人文环境下，多元复合型的档案馆工作人员结构为综合性档案馆运行数字人文项目，增强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一方面，综合性档案馆可采取招聘或联合培养的方式发展数字人文专业的档案工作者队伍，将数字人文学的专业知识与档案业务实践工作紧密结合，优化数字人文项目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结构，以专业、科学、高水平的参考咨询服务辅助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综合性档案馆应关注数字人文项目实施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数字档案知识产权保护、档案资源网络化存取政策、公民档案利用“去殖民化”、海量实时原生数字信息档案化管理等，分析该类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专业人员支持情况，采取外聘首席专家、特约技术工作者等形式解决专业人员短缺的现状。在数字环境下优化馆员结构，有利于综合性档案馆发展空间和服务范围的持续扩展。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19年第6期6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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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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